接着，以德行与财货对比，指出治国有本末之别，德行为本，财货为末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能本末倒置。治国应以德为本，以财为末，实行德治。若外本内末，则民心涣散，国家不安。这种重精神而轻物质、崇德而抑财的倾向影响巨大，中国古代一直将商人列为四民之末，备受歧视。正因为“德本财末”，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摆在首位的重要作用，所以就牵涉到用人的问题。首先君主要以德服人，以德行举荐、任用贤人。至于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可以重用的标准，仍然是品德第一，才能第二。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，但只要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，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便可以重用。相反，即使你非常有才能，但如果你嫉贤妒能，容不得人，也是危害无穷，不能任用的。国君用人要以德为主，方能争取民心，安定天下。
阐述了“为政以德”的政治原则后，最后论述治国平天下的经济原则，发展生产，节约开支。进而论及利与义的关系，也就是如何对待财富，《大学》中列举仁者和不仁者两种态度：仁者散财聚民，可以治天下，即“以财发身”，如列夫·托尔斯泰那样，解散农奴，实行自身禁欲，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；不仁者凭借手中权力，聚敛财富，搜刮民财，必致遭受灾祸，如历史上的无数贪官，不惜铤而走险，贪赃枉法，最后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
上述其实是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道，即德行为本。在《大学》中，无论是对君主的要求、民心的重要等大的方面，还是如何评价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对待财富等具体方面，都强调以德为本，总的来说就是强调“以德治国”。儒家认为，仅仅依靠法律和刑罚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，还要重视道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。可以说，强调以德治国是儒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但是儒家片面地强调“德治”的重要性，过分夸大了伦理道德的作用，以至于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。因为没有法治提供制度保障的话，只是一味地强调“以德治国”，往往会陷入“人治”的泥潭。我们现在也提倡以德治国，其实是中国的“德治”传统的继承和扬弃，即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，法治可以为德治提供制度保障，避免出现“人治”。现在的德治应该侧重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，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，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、注意发挥示范在“德治”等方面的带头作用。
读史致用
周公治国
周公，姓姬，名旦，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，周武王的同胞弟弟。因为他的封地在周，即现在陕西岐山，所以被称为周公。周公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他曾经辅佐周武王东征，帮助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治国，治礼作乐，被认为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创始人。中国古代儒家尤其是孔子十分推崇周公，曾经称赞周公：“成文、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”孔子晚年时，经常感慨：“其矣吾衰矣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！”由于孔子的推崇，周公被尊称为“元圣”，是儒家最尊崇的古代圣人之一。
周文王死了之后，他的次子周武王即位。周武王在周公、召公、毕公等大臣的辅佐下，在盟津进行大阅兵，大会天下诸侯，继而发兵攻击商朝，打败了商纣王的军队，殷商灭亡，周朝取而代之。商纣兵败自杀，但仍然有大批殷商遗民和贵族，如何处理这些人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周武王很为难，于是向群臣征求意见。丞相姜太公说：“我听人家说，爱屋及乌。反之也一样，如果痛恨一个人的话，那就连他院子里的围墙也不要留下。”他的意思是应该杀掉殷朝遗民，省得麻烦。周武王觉得全部杀掉不是好办法，这个办法过于极端，于是又去问召公。召公说：“全部杀掉是不太好，要不就将有罪的人杀掉，没罪的人留下。”周武王还是不满意，因为如何判定以前的敌人到底有没有罪也是个麻烦的问题。于是他又去找周公，周公建议他：“干脆就让所有的殷人继续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居住，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，这样才可以争取他们中间那些有德行的人。”周武王对周公这种就地安置、分化瓦解的策略十分满意，于是命令释放战争中囚禁和关押的殷商贵族，重修忠臣比干的坟墓，散发商纣搜刮来的钱财给百姓，打开粮仓救济饥饿的殷商百姓。这些举措反殷纣之道而行之，大得民心，为社会稳定和周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。
周武王死后，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摄政当国。周武王的兄弟管叔、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的儿子武庚和徐、奄等东方夷族反叛。于是周公带兵出征，历经三年，终于平定了叛乱，并且将周的势力大大扩展了。周公平定叛乱之后，为了加强对东方各诸侯的控制，把国都迁移到洛邑，也就是现在的洛阳。同时他把在战争中俘虏的商朝贵族迁到洛邑，加强看管监督。另外，他封自己的弟弟康叔为卫君，让他驻守商朝原来的地方，管理商的遗民，并劝诫康叔：“你到殷墟之后，要首先去拜访那些有才德的长者，向他们请教商朝之所以兴亡的道理，其次要爱护商的遗民。”
通过这些举措，周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和巩固。于是在迁都洛邑之后，周公开始实行分封制，采取封邦治国的策略。他设置了许多诸侯国，然后根据与周王的亲疏血缘关系和功劳的大小，把周武王的兄弟和有功的大臣派到各国去做诸侯，作为捍卫王室的屏障。
